毛中特论文

在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德治思想曾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中国古代,所谓德治,主要是指依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以及爱民利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他们靠自己对于社会之道的领悟,靠爱民利众的行为,靠对大众的教育熏陶,来赢得民众的心,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威,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德治主要包括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德政或为政以德,即治国的政策和方式要合乎道义原则,尤其强调以民为本的重民、爱民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德教或化民以德,即通过加强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国民对统治者治国理念和政策的认同和遵循。德治理论在古代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必要手段，人和社会为建立良好的秩序，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离不开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隋朝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诸侯割据使统治者强调武力至上，而不以以德为天下或大力提倡道德。隋朝一统天下后，隋文帝坚持了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思想，并开创了科举制度。以儒家的礼仪道德来选拨官员，既宣扬了儒家的教化，有为统治者的延续保证了合格官员的来源。

唐朝的建立后，唐朝统治者为保证天下的长治久安，以“德礼为政教之本”为指导，加强道德礼仪在治国中的作用，尤其是加强对官员道德素质的管理。一方面，唐朝继承并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录取官员主要从体貌、言词、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面进行考察，若“四事皆可

取，则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劳”。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官员的选任与监察。唐朝对官吏的考核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其中“四善”专指品德，“二十七最”中有扬清激浊、褒贬必当的条文。到唐玄宗时有《六察法》，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由此可见，唐朝对官员的选任、考核、监察，都把道德品行放于首位，对道德的重视不言而喻。

唐太宗时期在政治上大力提倡推行儒家的礼仪教化

1） 亲近并重用儒生。《资治通鉴》载：“天下既定，太宗精选弘文

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议者，皆东南儒生也。”这是由于在当时来说只有儒生精通社会所认可的伦理道德。 2） 建立崇儒的机构和制度

《贞观政要》载：“太宗初践阼，即于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这样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准备的条件。 3） 确立以儒家经典为学校教育与科举的主要教材

在唐初的科举考试中影响较大的明经科，把《孝经》和《论语》作为必考的科目，并以《礼记》、《左转》为大经，以《诗经》、《周礼》、《礼仪》为中经，以《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 太宗在日常生活中推行儒家的道德 1） 对自己用儒家的道德来要求

礼贤下士，谦抑自律，清心寡欲。这样让群臣感受到君主的诚心和君主对个人意见的尊重，在臣民中树立了一个圣明君主的

形象，使群臣主动为君分忧，避免了因为君主的独断专横所带来的祸患。

2） 对人民则强调修生养息政策

减轻民众的徭役赋税，注重救济百姓。这样使德治有了可靠的民众基础。对边疆则实施团结安抚政策 3） 对边疆则实行团结安抚政策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实行“绥之以德”的团结安抚政策，缔造了民族融合和繁荣的德治实践。并提出“德泽洽”的说法，即不分彼此，一视同仁，绥之以德，则汉夷各族团结融洽。在唐王朝的开明怀柔政策指导下，统治者自动与一些少数民族建立亲戚加君主关系。

宋朝成立后，宋太祖为保证赵宋天下的安定，他恢复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提倡儒家的仁义教化，奉行“文以靖国”的政策。 1） 对内政策

宋太祖设立“誓牌”，保证了宋王朝道德上的主动权。对自己更是强调以身作则，践履德化。同时他完善了科举，通过创设殿试，厚禄养廉来加强儒家的仁义教化。太祖的做法对于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因此德治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自己。 2） 对外政策

宋朝的士大夫十分相信道德的感化力量，宋儒普遍认为只要王者的德行到达一定程度，那么蛮夷就会来归附。致使一方面皇

帝注重德行，爱怜百姓，营造国内繁荣昌盛的局面；另一方面造成宋朝君臣的重内轻外，无忧患意识的结果。

由于宋朝理学大肆宣扬儒家伦理，及宋朝统治者强调的“文以靖国”政策及宽大态度，使宋朝极大地扩展了儒家伦常的影响范围，儒家的伦理道德在士大夫的反思和论证中得到发展。正是宋朝理学的发展，儒家的道德礼仪才真正进入民众的生活中并内化为民众的自我约束，德治的思想也开始成为读书人普遍坚持的主张，三纲五常则成为人们道德的一个共识。所以宋朝使道德民间化、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