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著作《史记》读书笔记

读一个民族的历史，

也就是在探求其心智的源头和演变，

观山河所以存，观生民所以养。无

个体遗落

数的生命走过他们自己的轨迹，汇成文化的大海。这每一条的轨迹都与我的生命有关。

记载在史书里，熔铸在历史遗迹里，

生命会消融，而他的影响已留在周围人的生命里，

在他曾如此热情地生活过的每一寸土地上。这种影响在无限广阔的时空里传播、增长广大，在冥冥中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的影响。翻开一本发黄的史书，

影响着他们的选择。

仁人志士的产生，往往是受了前人竟有如此伟大之人格生活于此土地

不觉入胜，我祖先之中，

之上，从而立志奋发，会聚群英，内成就一代豪杰，外开历史之新篇章。对真理的追寻通过历史薪火相传。一个民族真正的进步也常来自于对其历史文化的重新解读。标系，发展就失去的方向。

读《史记》的前四篇本纪，荡气回肠，浩然大公，如《周易》中乾坤二卦，统领六十四卦，而有一种立于源头俯瞰变化的超越感。

这四篇本纪描述了一个恢宏的上古世界，

充溢着人文

对

失去了历史的坐

精神，纯朴的先民用他们的智慧与勤勉开创了后代历史的基业。崇高精神境界的仰望，世界。

我们会怀疑，这样一个世界是历史的真实吗？尤其是近代以来，这并不妨碍这四篇本纪对先民精神面貌的展现。掘及文献考据证实，

对于其中无法证实的一部份，

德行是这里最高的标准，

对至善的探讨追寻，为民族的付出，对生命的尊重构成了先民的精神

遗古派的思潮开始出现，但

且不论《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已多被考古发《史记》的文字即使不准确也可由之作模

糊的推断。我们不妨引入“文化的真实性”这一概念，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也许有误，也许

但恰恰是这一构造而不是精确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后人对世界

而其作为中华文明德行的楷模、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

人文精神的源头，”却是真，是无数

与此因此尧舜

我

这一故事为后人层累式的构造，

的看法。尧舜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伟大，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尧舜也许是假，但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对人性的呼唤。

因此尧舜于后代知识分子的心中却是真实存在的，

相关的众多仁人志士的终生付出及对文明进步的推动是无法被考古发现所消解的。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

更多的不是这样两人本身的存在，

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面貌。

们可以说，每个以尧舜为精神楷模而追寻理想世界的中国读书人，都是尧舜的化身，是这个

个每个文

“文化的尧舜”的一部份。尧舜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潮流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符号。明传统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许多现象只有从这一民族本有的世界观、历史观出发，才能理解其意义和价值。

自家人说自家话才最亲切有味，

若讲外乡话则显别扭。

如理解中国

历史，首先应了解的就是儒家的史学传统并佛教和道教对看历史的维度。更进一步，任何对历史的判断都基于一定的文化立场，但科学也是一种文化，

如现在我们的立场就常是科学的立场，

至少不能以之取代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

亦非一种

也是会不断变化，也只是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

楼于烈先生将其分成社会习俗、

文之纬度。文化是精神与物质的总合，

宗教信仰四个侧面。文化基于一群特定的人的生命体验，即非为所有人所体验到，

永不更改的体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徒、穆斯林、佛教徒、道教徒、印度教徒，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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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看法都带有自己文化的特点。性。

承认此平等性之后，

如果承认个体生命体验的平等性，也应承认文化的平等

才能展开文明的对话。对话本身没有固定的答案，是一种现象，一种生

命体验，双方在对话中互相学习，完善着自己。这种对话是可能的，因为没有永恒不变的某种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自身都在不断调整、进步。从历史上看，这种对话恰恰是进步的源动力。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

《史记》约成书

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

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

“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

·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

“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

“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

“太史公”。“史记”本来

“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

“史家之绝唱，

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

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

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

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古今之变”　

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以下三方面：

“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

—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

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

”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引为终生

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

……”司马迁则回答道：

“小子不

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

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

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此正暗示其有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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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

“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

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

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

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

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责仅在于管理图籍，

“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

并无著述的责任。然

可惜却“发

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

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君、忠臣、死义之士

“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

“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

”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

“述往事以思来者”

“凡百

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

此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

”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

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

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

“列传”是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

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人生老

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

“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

“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

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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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

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

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

“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

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

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

《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今，齐生死）。补充：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他也会说

“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就连李

“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

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

“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

“实录”的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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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

承认其合理性、

——陈

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

“振人之命，不矜司马迁加以讴歌，

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

“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

”的高

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

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

《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魏其武安侯列传》中

狡诈的性格特点。

“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

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

“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

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

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

‘六马’。”跃然纸上。作者重点写了

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

如对信陵君的刻画，

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

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

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

脱口而出说：“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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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

“嗟乎！大丈夫当如

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

“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

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

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

文学成分；而对于《史

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为写作的目标，我们

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离骚》等等，归结为

《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

“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

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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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

——本纪、世家、列传，基本

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

“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

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

“寓褒贬于

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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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

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

“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

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另外，《史记》所创造的

“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

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

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

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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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

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

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

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

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

“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

……。凡此种种，在给予我

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者，那些看上去怯懦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

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

地位的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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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

……。在这种反复出

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

“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

”（《史记会

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

”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

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

“如妇人好

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

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

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

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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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

“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

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狱卒大言不惭地说：

“然即溺（尿）之！

”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

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

“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

”用了乡间的土语，表

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

“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

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

《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

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

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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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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