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之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之影响

王宜静,罗京滨,王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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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2　哈尔滨市职工医学院,哈尔滨　黑龙江　150080)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伦理道德,历代诸子百家无人不论道德伦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知识分子所修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关心的是世道人心。医学以追求人类健康为出发点及终极目标,因为以人为研究对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的坐标中,其伦理特性也就必然地显现出来。从传统文化分离出来的有着鲜明的实用理性传统的中医学,受到强大伦理文化的支配。“医乃仁术”的定义,一望而知中医学与传统伦理的关系。传统文化无论对医学本身及从医者的素质、行为都有深刻的伦理限定。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医学伦理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565(2003)04-0052-02

1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文化。

由于自然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中国上古由野蛮进入文明走着一条有别于西欧之路径。中国是在没有彻底破坏氏族血缘关系情况下由野蛮走向文明,从而使宗族组织在中国长期保留下来。

此种由氏族而国家的特殊路径,家为国之基础,国为家的扩大。这种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就使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秩序之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伦理道德《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历代诸子百家无人不论道德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历代知识分于的修习之道。

医学以追求人类健康为其出发点及终极目标,因为以人为研究对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的坐标中,其伦理特性也就必然地显现出来。2　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伦理限定2.1　对医学的伦理型定义

关于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轴心观念,经典的表述是“仁术”。

“仁”乃古代医家伦理生活,也是职业生活的观念轴心,同时也是它的价值境界。

“仁”的伦理思想源于儒家先师孔子。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并阐述了“仁学”伦理思想体系。“仁”乃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为其政治主张的高度浓缩即希望统治阶级施“仁政”;又为其道德修养之最高境界,要人做“仁爱之人”。如由亲亲、爱人、泛爱众“,恭、宽、信、敏、惠”的道德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术体验与人情主义模式“,克己复礼”的道德目标,仁智一体的理想人格,学思结合的道德修养方法等等。医学伦理生活中的“仁术”观念显然汲取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学”理论。

真正作为职业医生对仁术做系统论述之人当首推唐代孙思邈,其伦理思想以儒为主,兼及佛、道,其纲领为精诚两字“,精”其术,方能全智、全能“,诚”其德,方能至善。

如所提倡的爱人惜命“,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人道主义,主张治病不分贫富贵贱“,普同一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2.2　对医学伦理功能的描述

传统文化对医学的伦理限定还表现于医学的伦理目的。

首先“,孝”是许多人学医行医之动机与目的。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而其“仁爱”思想与亲族血缘密不可分。《国语・晋语》“爱亲人谓仁”,可见“仁”的本意是基于宗法血缘之亲子之爱。

“孝”之观念于古代医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以知医行孝的观念成为儒家的一种传统。皇甫谧“夫爱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

以医为孝渐成时尚。如南北朝医家许道幼,因母疾而览经方,遂成名医。其告诫诸子“: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

朱丹溪幼年丧父,母子相依“震亨三十岁时,,因之患脾疼,众工束手,由是有志于医。遂取《素问》读之,三年似有所

(格致余论・)。此外,得。又二年母氏之疾,以药而安。”《序》

金元四大家事医诊病无不受“孝”之影响。

据对《中医人物词典》收录之6200余位历代名医分析,有813人由儒转医,占13%,其中又有172人因“孝”的动机而习医,占弃儒行医者21%。2.3　对医学对象和方法的限制和选择

在追寻传统伦理道德观对医学伦理全方位浸润和影响中,在肯定儒学于传统医德积极促进同时,应见得其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而对医学进步的消极影响。

在宗法制度下,使本宗族得以延续并兴旺乃是头等大事。这对贵族统治阶级尤为重要。因此,延续宗族乃是中国古代孝道的重要内容。因为自身即是祖、父血脉的延续,又是祖、父血脉的延续者,因此首先要爱惜自身。这便是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若损其父母所予之躯体为

(南北朝刑法志》)。由此引不孝,而“三千之罪,莫大不孝”《

出手术与尸解为不道德的结果,直接影响我国外科手术及人体解剖学的发展。

清代王清任呼吁“业医不明脏腑,何异于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王清任于人体解剖的探索,一去义冢看犬丢之不全尸体,二是听经战多年的将领介绍。所以,其研究成果中多有片面与错误,甚至将前人之正确部分亦加以否定。就其有限的解剖生理发现也招来鄙视、谴责和攻击,被说成在“教人于杀人场上学医道。”

事实上,中医学之所以迟迟未能转到实验医学轨道上来,除了整个社会的自然科学发展的落后原因外,与这种落后的道德观念不无关系。

至宋明,随着理学正统地位之确立,封建纲常礼教控制强化。朱熹言“圣贤千言万语,只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在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3年8月第17卷第4期总第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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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封建贞节观急剧强化。片面要求女子的贞节,原本是畸形道德,(鲁迅语)此时更加畸形化。《医学入门》中有“如诊妇女,须托其至亲先问症色与舌,及所饮食,然后随其所便,或症重而就隔帐诊之,或症轻而就门隔帏诊之,亦必以薄纱罩手。贫家不便,医者自袖薄纱”,此种行医观,严重阻碍了医学技术之进步,使医德规范违背科学。

医学在本质上是科学,医学的首要任务是认识生命规律,这是临床诊断治疗正确的基础。在医学对生命规律认识程度不高的时候,其善良的目的亦很难体现,同时不免使医学治疗能力与人们的期望产生差距。医学强烈的实用性也压抑了基础理论的发展,所以在打开《中医人物词典》见到的往往是名医,而研究基础理论的学者常常缺如。3　传统文化对医生的伦理要求3.1　对医生的道德素质修养要求

《黄帝内经》称医学为“圣人之术”,体现了对医学为高尚职业和行医者应具备高尚道德的认识。人们希望医生贯彻儒家“仁爱”思想,按儒家圣贤的教诲行医。明代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之“医家十要”中将仁心和儒道放在首要。“一存仁心,乃足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二通儒道,儒医世宝,道理明贵,群书当考。”

《灵枢・玉版》在《始终》和《禁服》两篇,着重介绍古人司医之道必“以血为盟”做法。即在习医前举行歃血斋戒仪式,以此为端正品德教育方式。以血为盟,向天发誓的目的在于习医者一要有热爱医业之精神;二有一颗为民众解除疾苦的侧隐之心;三不能有个人不正确的私心杂念。如是必须向上苍起誓“:有敢违此言者,反受其殃”。“以血为盟,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

《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有许多关于医生品德及学问的论述。《素问・著至教论》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指示医者既要博学多才,更要重视医德。

天下之人看重三个方面:社会地位、青春和道德。

社会地位得失皆易,青春终将过去,而道德才是辅世济民的财富,儒家以上思想对历代医者影响深远。

汉代张仲景,举孝廉,官主长沙太守。但他看到疾病流行,死亡枕籍,到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乃弃官行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成《伤寒杂病论》。3.2　对医生道德责任和义务的规定

儒家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以义为上”和“见利思

义”。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强调君子应把“义”放在首位,而“利”则次之。

《孟子》中著名的议论“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告子下》

)儒家所推崇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舍生取义的理想人格,对古代医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强烈的儒学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医生,把以医济世,舍利取义作为追求君子理想人格的实践。

三国时期的医家董奉“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施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人。”从此“,杏林春暖”成为赞美医生美德之成语。

此外,儒家义利观指导医家讲廉洁,勿重利,将行医视为一种慈善事业,怀有救苦之心,淡薄名利,一心向善。清代名医费伯雄开宗明义指出“欲救人而学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欲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如何?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然而,无论儒家怎样强调重义轻利,张扬“君于谋道个谋食”“,忧道不忧贫”的理想人格,将义与利完全对立,以“德”

抑“得”,打破“德与得”“,义与利”间的合理张力,显然有些矫

枉过正,不切合世俗生活,既不符合医家意愿,亦阻碍了医学专业化的发展。3.3　医生行为规范的制定

“仁”是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孔孟之仁包括爱人“:樊迟

问仁。子曰‘:爱人’”《

(颜渊》)。孔孟之仁包括尊重人。孟子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

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

(下))中国医家接受孔孟仁德思想,由仁德待人,具体化为人道待患,爱患尊患,同情救助。视病人如亲人“凡病家延医,,

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龚廷贤《万病回春》:

)急病人之所急,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也。”

儒家以德待人的伦理思想,对中国医家产生积极影响。尊重同行,谦虚好学,维护团结,相互支持。

明・陈世功《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

中医伦理观亦有明显的缺陷,甚至在两千多年的中医学史中,某些乖舛的道德观念,导致了中医自我局限的格局。

尊经崇古既是中医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精神,亦是中医伦理之基本点。传统的中医认为,修正经典,创新立说,是违背古训,离经叛道,属不道德行为。

世代杰出医家有新发现而撰写专著时,也只得以极强的继承性和解释型面貌出现,假托、借用经典中的某说、某方面发挥,不敢另立新说。只是面对临床事实进行思辨,得到内心感受而进行文字总结。而不去吸收人类科技新成就,不去进行科学实验,始终没有建立起以科学实验为支持的中医学基础理论科学。4　结语

在我们探讨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规范时须看到:中医学伦理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出自朴素的人道主义的同情感,这与古希腊、埃及当时的医德思想大致相同;但自汉唐以后,由于儒家学说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医学伦理的形成和发展。中医学的许多医德观点和原则,实际上是儒家学说在医学和医疗实践领域内的反映,是儒家学说在医学和医疗实践中的具体化。与西方医学伦理相比,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同点。

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中医学长期停留在自发的辨证法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为指导的理论体系阶段,未能转移到实验医学基础上来,因而医德传统对某些基本的医德观点强调比较多,且随着历代医家各自的成就不同而曾反复地得到论证。不象西方医德传统那样,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观点,以代替不适合医学发展的旧观点。

中医学医德传统的稳定性较为突出,其中许多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几乎是从古至今,世代相传。

再一方面,由于中医学缺乏实验科学的基础,外科和其它各种以手术为治疗手段的临床学科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医学伦理规范大都集中反映在内科和慢性疾病治疗的道德要求上,反映外科和医学科学实验方面的道德规范甚少。

再次,历代中医学的行医方式,基本上是医生深入患者家中,走街串户,或者是患者到医生家中上门求医,医患双方个体直接受交往,未能形成如现代医院这样集中诊断治疗的场所,因而在医德的形成和发展中,涉及后面那种场合的内容较少,而对医生个人品质提出的要求则十分深刻和丰富。

〔收稿日期:2003-06-08〕

〔责任编辑　李恩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