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浅论雅俗共赏对教学的帮助
文学的雅、俗之辩是一个老话题,对于学生所接触到的教材来讲,传统的观念上一定要是能登大雅之堂的高雅文学。而多数教师也会对学生要求“你们要多看某作家的作品,千万不要看那些杂七杂八的书”诸如此类。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正邪之辩,快意恩仇的模式,以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全新的历史意识和新颖的情节结构傲然独立。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使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有了雅俗互动、雅俗融合的可能,也为新时期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方向。在谈论金庸小说的雅俗的时候,笔者无力来结合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和语言形式以进行全面的雅俗之辩。“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所以在此仅通过自己对金庸小说代表作品中所具有的文本范式和社会性自身性的特点以及雅俗共赏的目的进行论述,来研判和思考实现武侠小说最大限度的雅俗共赏的主要原因。 正文
“雅俗共赏”是一个在文艺界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孰雅孰俗,以什么为界限,雅与俗能否真正平等,历来争论不休。尽管从发生学角度来说,小说原本就是一种通俗文体。《汉书·艺文志》中也提到“小说家者流,盖出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所造也”,这些颇能说明中国小说发生的情形。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这样说,但凡是小说,都是俗不可耐的,难等大雅之堂?我想,怕是谁也不敢拿起这根大棒将所有的小说打入“世俗的冷宫”。那么,武侠小说历来被归属于通俗小说,谈到武侠小说,我们又可不可以不假思索地将起归入低级门类呢?同样,这也是不妥当的。
雅俗融合的文本范式
什么是俗文学?郑振铎曾为俗文学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也就是大众文学。换一句话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称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但中国古代文学实在太复杂,郑振铎的划分仅就大体而言也并不能完全适用。严格意义上的雅文学在中国古代大概只有两类,即朱自清先生所说的“‘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那么“诗文”该当算作一类,并且还应该是古诗、格律诗。秦汉、唐宋古文为代表的散文则是第二类,那么作为“诗之余”的词和铺张华丽的散文变体之赋则未必完全能够挤入雅文学的殿堂。然而,即使是这样,雅、俗文学之间也仍然呈现出交错融通的发展态势。例如,在传统观念中,《红楼梦》是典型的俗文学了,但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属于雅文学的诗歌;《红楼梦》的影响自不必说,可见作为雅文学的诗词并未因“流入”俗文学而降格,反而扩大了其表现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为自身注入了新的活力因素。俗文学的形式也确实因融入了雅文学的成分而提高了艺术品位,增加了其思想文化的内涵。实际上,两种文学的结合决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相互融铸和改造。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是很难分离出所谓纯粹的雅文学和俗文学的。
作为新派武侠小说著名代表作家的金庸,他找到了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即消除“高雅”与通俗的对立。试以金庸最负盛名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为例进行分析,从叙事框架上来看,金庸创造性地对传统武侠小说人物正邪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颠覆与反拨,打破了好人坏人绝对对立的二元模式,建立自己独特的人物正邪之“反”的叙事模式。用清晰的叙事线索讲述了契丹人萧峰为了追寻身世,
一路上所发生的江湖故事。避免了传统小说在叙事方式的拖拉滞缓,小说的情节悬念迭出,扣人心弦。有时候看似山穷水尽,却往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情节跌宕起伏,令读者欲罢不能,不忍释卷。情节性,戏剧性俱佳,也是它随后几度改编为电影和电视节目都颇受观众喜爱的原因。 文学的雅俗共赏由社会和其自身两方面决定
1.社会性
武侠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泛滥”于清末民初。有学者指出,“它们(旧派武侠小说)和鸳蝴派小说一起,窒息了中国文学的生机,阻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以致成为“五四”新文学摧枯拉朽的对象。”然后列举旧派武侠小说的五宗罪,即脱离现实,伪造矛盾,千人一面,粗鄙陋劣无法容忍,从侠义的化身转而为朝廷的鹰犬,如此等等,旧派武侠小说可说是走到了穷途末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它的摧枯拉朽,正是中国文学的起死回生。但是,一场“五四”文学革命不可能扫荡所有的污泥浊水,“五四”之后,旧武侠卷土重来,旧武侠虽然十分粗俗,但它们情节生动,故事性很强,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还是有纯文学的不及之处。而对那些粗识几个大字的城市劳动者,它们更是重要的“精神食粮”。因此,各家报纸争相刊载武侠小说,这当然也就刺激了武侠小说的重新走俏。连曾受鲁迅栽培的新小说家宫竹心,为了生计,也用笔名宫白羽写出了《十二金钱镖》等武侠小说,更不要说《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的作者李寿民(还珠楼主)以及郑证因、王度庐、等人了。但是,毕竟是死灰复燃和回光返照,旧武侠到还珠楼主、宫白羽等人,毕竟已成强弩之末。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由于历史的原因,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戛然而止。和祖国大陆不同的是,在台港澳地区,武侠小说从未被查禁,照常出版、发行。但是,上述旧武侠小说毕竟不太适应新时代的读者需求,毕竟不能不改革变化、弃旧图新了。
2.自身性
金庸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武侠小说改革家。金庸作品从整体构思到人物塑造到语言运用,都力图创新求变,都努力吸收了“五四”新文学乃至世界优秀文学的营养。金庸武侠小说有别于旧武侠小说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⑴。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汇融了还珠楼主的神奇浪漫、宫白羽的世态炎凉、郑证因的诗化武功、王度庐的悲剧侠情及梁羽生的“宏大叙事”,形成自己博大深沉、又壮丽多姿的风格。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古代身⑵忠奸分明,善恶昭彰,凡正面武侠英雄,无不忧国忧民,侠肝义胆,英勇无畏,豪气干云,让人敬佩莫名。金庸尤擅长将他的武侠故事置于大的历史巨变之中(如《射雕英雄传》三部曲之于宋、金、元,《倚天屠龙记》之于元末明初等),从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也给人物以广阔的活动天地,使忠奸、善恶、爱国卖国之别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⑶努力打破小说人物的概念化、类型化,努力使主要人物有独特性格,独特血肉,像郭靖、杨过、胡斐、韦小宝等人物的塑造,便都可看出作家的这种努力。⑷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
综上所述,金庸便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和档次。有学者认为金庸“悄
2
悄地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虽然言过其实,但仅就武侠小说而言,也并非毫无道理。
雅俗共赏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广大的群众
自古文学有雅俗之分,即“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说,“雅”以高雅见称,“俗”以贴近生活而得到众所青睐。二者各有特长,不能偏此废彼。托尔斯泰说:“区分真假艺术的标志是感染性。”康德也说:“纯粹鉴赏判断不依于刺激和情感。”鉴于此,笔者自己研读朱自清先生的《论雅俗共赏》后有所领悟,即雅俗共赏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广大的群众。
宋代有“凡有井水处,既能歌柳词”的说法,这足以说明柳词在宋代民间的流传之广泛。在现代,可与之媲美的可以说只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读者遍布全球和几乎所有的领域的,“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无论是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或是在东亚、西欧、南洋、北美——都有人知道金庸这个名字,都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流传,都有无数的金庸迷。不仅仅是海外的读者,不仅仅是青少年,不仅仅是俗世中的男女,而且有中老年,有雅士,有高人,有教授、学者和政治家,有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学富五车的大方之家。——金庸小说的印数与发行量,金庸小说的读者人数及其层次构成,至今都无法统计。”而金庸本人也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中对武侠小说为何如此受欢迎作了简要分析:“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从内容上看,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底蕴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度的契合,并能在一定的现代意识的融通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因此,金庸小说的流行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金庸小说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于它在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认同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也就是说,阅读金庸小说易于唤起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记忆,易于将民族文化的遗传内码转换为直观可感的形式,使我们在审美状态中深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也暗合雅俗共赏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广大的群众的宗旨。
结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通俗小说中的一叶青莲,是武侠小说的全新境界,被公认为新派武侠最杰出的作家。可以说金庸武侠的出现才使武侠小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使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有了雅俗互动、雅俗融合的可能。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品,个性鲜明,大俗大雅,至幻至真。给人以认识、教育、审美、娱乐的效果,那是一种与读经典名著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感受,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寄托,可谓是雅俗共赏。我们在实际教学中,亦可通过雅俗共赏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好的学习语文,而不是一味的将教学限定在教材之中。
3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