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_古诗十九首_产生的时代背景

浅析《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背景

杨新生

（新乡学院文学院）

摘要：“古诗十九首”是继《诗经》、《楚辞》、汉乐府之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又一座高峰，是文人创作的成熟的五言抒情

诗。它的出现并非偶然，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它的风格与成就的形成也是与其创作主体“游子”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深入了解诗歌产生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游子；时代背景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历时久远，前贤已经从很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古诗十九首》产生的年代，学术界至今尚未有定论，争议颇多。多数学者认为其产生的年代主要是在东汉末年。我们认为它非一人一时之作。本文试结合汉末时代特征，考察《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代界定及背景据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观点：“东汉中期指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年）至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东汉后期指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至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

195年）。东汉王朝实际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元年）才正式结束。不过在文学史上，通常建安二十五年间的文学归为魏

晋文学的范围。活动于汉代文学与魏晋文学交替时期的作家，按照习惯，有的划入汉代，有的划入魏晋，而实际两者之间是彼此交错的。”[1]本文不拟对《古诗十九首》产生的具体年代做更为深入的探讨，试从东汉时代大背景下分析其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古诗十九首”创作主体———“游子”的产生

《古诗十九首》大多篇章产生于东汉时期，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其作者群体基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外游学、游宦或羁绊的“游子”。“游子”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其所抒发的羁旅之思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早在《诗经》中就有这类诗作。如：《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就是写女子思念在外服役的丈夫的诗篇，从思妇的角度描写征战之苦，以富有情感色彩的景物烘托出思妇怀人的心思。《诗经·豳风·东山》是“游子”思乡之作，写了一位久戍在外、一旦获归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其思乡之情正是多数“游子”的心灵呼唤。此外还有《小雅·采薇》、《小雅·何草不黄》、《邶风·击鼓》，等等。在中国古代社会，各种征役、徭役一直不断，所以客居在外、羁旅之思自古有之。但是，其所思、所想的内容却有所不同。《诗经》中的“游子”大多是在外服役的人，此时的相思更多的是表达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在《楚辞》中，屈原放逐也有“怀乎故都”[2]的幽思，如《九歌》就是屈原放逐后背井离乡、思君念国的作品，一腔愁苦与忧心昭然可见。此时此刻，屈原的相思更多的是对故土的爱恋，对故国命运的关心，对自己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感叹。汉代乐府诗歌中有不少表达羁旅之思的篇章，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有反映徭役之苦的，有写思乡之情的，有感叹人生短促无常的，有抒发个人苦闷的，也有游子思妇之感，等等。此时，“游子”的情思大大丰富了起来，这种多样风格与两汉时代社会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读经、习经成为了社会风尚。历代统治者通过兴太学及设立五经博士，向下层的知识分子敞开了一扇读书仕进的大门。“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在这种情况之下，游学、游宦成了多数文人的生活状态，“游子”阶层也由此而生。他们纷纷涌向朝廷，走上了借读经以仕进的道路，以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这条道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也不同程度地碰到了“不遇”的情况，因而也时常抒发“不遇”之感。如贾谊有《吊屈原赋》、《惜誓》，董仲舒有《士不遇赋》，淮南小山有《招隐士》，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等等，都是这类作品。他们虽然抒发了自己不被重用的牢骚，但却没有失去信心，此时的他们对大一统的政权依然抱有极大的热情。但是，自东汉和帝之后，权移外戚、宠被竖宦的政治格局一直绵延到汉末，当时文人士子希望通过察举和明经科考进入仕途，然而仕进之门却被权贵豪强把持，“恩泽不逮于单门”，（赵壹《刺世嫉邪赋》）寒门子弟仕进无望，权贵亲信却居要职。此时此刻，滥举成风，“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后汉桓灵时歌谣）“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怀》）的不合理现象随处可见。再加上当时公私学校广招生徒，不但太学生“结发入学，白首空归”，（《后汉书·献帝纪》）其他学生也只能四处飘零、奔竞风尘了。此时的“游子”与落魄的农民、奔走的商贾一样，流浪四方。在“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凛凛岁云暮》）的萧索境况中，在“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明月何皎皎》）的凄苦心情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想脱离浮乱骚动的都市。但是，“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去者日以疏》）仕进无门，时代扰攘，安定的生活在这时其实成了幻想，正当的职业无处寻觅，从而使得这些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陷于了有家无法归的悲惨境地。这批以流浪为生的知识分子抒发愁苦之声，于是就产生了情真意切的文人五言抒情诗———《古诗十九首》。

156二、“古诗十九首”创作主体———“游子”的生存背景《古诗十九首》的创作主体———“游子”的生活社会环境是极其复杂的。东汉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游子”各具影响，从而也使得他们表现出异于以往的特性，对其文学创作也发生了极大影响。

（一）政治背景

西汉、东汉历经400年间，社会矛盾一直存在，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汉武帝起，社会动荡不止，宫廷不断。在这个时期，“封建社会是经常的在动员状态之下，一切人力、物力的收夺都超出了经济的报偿法则”。

[3]

也是饱读经书之士，经学对文人创作影响颇深。在研读经书、积极入世的同时，文人们的思想也渐渐经学化，重群体的存在而忽视了个体情感的抒发，文艺观念也以经学为标准———“依经立论”。这一点，从汉代文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中可以明显得体现出来。同时，经学思想的渗透使得文人在创作上多有模拟的心态，“经学重师承、家法，不能有个人的思想，一切以先圣为准则。受此影响，文人创作上也往往缺少创造性”。[6]比如，汉大赋的对话形式就是对屈原《渔父》、《卜居》对话形式的模拟。再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中认为其是模拟了《诗经》雅颂传统。这种模拟风气的出现使得文学作品因循守旧，缺乏自己的创新。

随着政治的腐朽、经济的凋敝，统治阶级倡导的儒家正统思想日趋淡化。党锢之祸使大量士人惨遭杀戮，或有死里逃生者也成了惊弓之鸟，“这样，随着他们的被摧残、杀戮、，经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也就只能烟消云散了”。

[7]

桓宽在《盐

铁论》中就提到了西汉政权的徭役繁重、民不聊生的情景：

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外内烦也。……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痛积于骨髓。

自天汉二年(公元前98年)开始，农民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东汉时期，政权动荡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汉中后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频繁，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土地兼并，苛捐杂税增加，加之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广大农民生活陷入绝境，农民风起云涌，一时之间到处萧索、社会骚动。特别是两次党锢之祸，使得大批士人惨遭杀戮，这使得士人们开始远离政治、皇权而开始了对自身安危的关注。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他们原本从矢志忠于皇权开始，反对外戚和宦官的政治，意在维护大一统政权，而这个政权对他们的报答，却是一次次残酷无情的打击。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向心力是很自然地慢慢消失了。他们的心态，从矢忠于皇权，转向了高自标置，转向了相互题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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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各种思想纷纷出现，文学创作也不再只是为统治

阶级，而是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和个人情感的抒发，文艺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突破了有汉以来“依经立论”的经学文艺观的束缚，经学的影响在社会的急剧动荡中日趋式微。这种氛围使得文人士子们能够更为自由地抒发个人的情感。此时，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虽然松动，但儒家的文艺思潮在汉末的文学创作中依然延续着，《古诗十九首》所体现的“畜（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8]的创作风格就是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文艺观的体现。

在这种生存背景下，漂泊无依的游子们所产生的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是前所未有的，这时老庄道家思想成了士人思想的重要补充。此时的文人一方面受儒家建功立业的价值观的影响，在不断地寻求“立功”的途径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期“不朽”。但是现实的残酷让他们的理想一再破灭，他们始终处于一种失意的状态之中，当找不到精神的归宿时，老庄道家思想便成了他们灵魂的栖息地，这在中国古代士人中是很普遍的。道家作用于汉代文学创作，重在文人内心情感的抒发，这种现象贯穿于两汉几百年之间，始终没有中断。汉初重黄老思想，文人有骚体赋作发悲士不遇之感，到东汉有抒情小赋写个人世俗情怀。社会环境的恶化，使得文人们内心产生了无限的苦闷之情，而老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解除这种苦闷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给失意文人们以勇气去关注自我、抒发真情。

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各种思想相互交融，呈现出思想多元的时代特征。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种复杂激烈的情感相互激荡，发为游子、思妇之辞。《古诗十九首》就是失意文人们苦闷的心声，正如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所说：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难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

儒家的道德观念也随着政治的疏离而开始松动，文人的价值观开始多元化，不再以圣人之言为行为准则，而是开始关注自我、重视个性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这种情感的变化来源于与政治的疏远，自此文人创作开始由共性的颂美向个性的表达转变。

（二）经济背景

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使得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经济的窘迫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深的体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原本对大一统政权的憧憬与热情渐渐淡化了。虽然他们之中有的相对顺利得以为官，但大多数却只能终日漂泊，无依无靠。由于政治的失意和经济的窘迫，他们只能借“斗酒”、“驽马”“相娱乐”以排解心中的苦闷。与之相对的是豪强地主们，他们大量圈地，锦衣玉食，生活奢靡（“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青青陵上柏》）。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文人士子们心理上更为不平与愤懑。

（三）思想背景

自武帝独尊儒术开始，重视经学，经术成了跃身为世族的知识资本，如皮锡瑞所说：“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5]经学的兴盛一直延续到东汉章、和时期。这段时间解经、用经、传经之风盛行，许多文人

157论编年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

———以《左传》《汉纪》为例

王经纬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左传》与《汉纪》两部我国早期重要的编正如瞿林东先生所言：“《左传》在编撰形式上对编年体有很大发展，即在编年记事的总的格局中，也有集中记一件史事本末原委的，或集中写一个人物活动经历的。”而通常认为，《左传》中所插入的人物传记大体可以分为“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和“包举一生而为之传”两种情况。（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篇：“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左传》的这种创作手法，在其后的另一部重要的编年体著作《汉纪》中同样也能够寻到其痕迹。

所谓“随举一事而为之传”主要表现在一些“闪现型”人物形象塑造上，但在某些“累积型”人物身上也有体现。其主要特点是完整地记述某个历史人物的一段重要经历。随着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展开对人物性格的描写，使人物形象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例如《左传·定公五年》提到申包胥时，首先讲到“初，伍员与申包胥友。”作者通过这句话介绍了申包胥的身份，即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在楚国时的好朋友。接下来《左传》提到了伍子胥逃亡时两人的一段对话“其（伍子胥）亡也，谓申包胥曰：

年体史书为对象，分析了我国传统编年体史书中插叙人物传记的写作方式。

关键词：《左传》；《汉纪》；编年体；人物传记

编年体史书在我国由来已久。所谓编年体，顾名思义，是按年月先后记录历史事件的一种书史方式。关于其特点，晋·杜预曾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总结曰：“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异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即将时间作为纪事的轴心，对所记录的史事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以不同的年份、月份加以整理记录。因此，编年体史书在一般情况下是以事件作为其书写内容的核心。但是，由于人物是历史事件的主体，忽视对历史事件参与者的必要叙述，会导致所记事件缺乏逻辑。因此处理好记人与记事之间的关系，乃编年体史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面对这一问题，通常的做法便是在所记事件之中插叙事件主要参与者的传记。以我国早期编年体史书《左传》为例，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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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如：表达相思与伤别的：《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庭中有奇树》、《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孟冬寒气至》、《明月何皎皎》。表达人生短促、及时行乐与感伤的：《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表达世态炎凉、怀才不遇等人生悲慨的：《今日良宴会》、《青青陵上柏》、《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虽然有些不免庸俗甚至粗野，浪漫甚至颓废，但是其中却蕴藏了一种现实的积极的因素。正如王国维所言：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

[10]

[1]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1996。

[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许德楠,李如鸾,方

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3]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

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79。

[4]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

版社,2003.14。

[5][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

书局,2004.101。

[6]张新科.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6.94。

[7]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08。

[8][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6。

[9][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M].清乾隆刻本。[10][清]王国维.人间词话[M].扬州：广陵书社，2004，12。

正因为真，这些诗歌才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了士子们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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